作者 阿扎·加特（Azar Gat），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杰出讲席教授，研究领域为军事史、军事战略以及战争与和平相关专题。

引言

本文证明了战争确实在减少，但它进一步辨析了这一过程主要发生的地点和时间。与其称之为“新和平”（New Peace），和平的传播实际上跨越了两个世纪。国际关系理论家往往忽视了这一变化背后的真正驱动力：工业化-现代化。这是自农业革命以来人类历史上最深远的变革，但却很少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得到体现。这场巨大变革构成了“民主/自由和平”、“资本主义/贸易和平”等理论的基础，同时也是其他一些解释战争减少现象的理论的根本原因。这些理论都是现代化进程的衍生物，是依赖于这一过程而存在的。因此，和平传播的有效性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未开发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一、无法相提并论的两个世界：世界的战争区域 vs. 绝对和平区域

以当今世界被鲜明地分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区域：“和平区域”（zone of peace)，包含了大概40个左右的发达国家，其人均GDP（按汇率计算）超过2万美元，并且这一数值不依赖于石油和天然气等无法反映真正发展程度的资源；另一个是“战争区域”，包括发展中国家、未开发国家，以及那些失败国家，其人均GDP通常远低于这一门槛。这一关于发达国家与未开发或早期发展国家之间的区别，虽然曾被一些学者提出，但尚未在学术界得到足够的关注，而学术界往往致力于其他理论研究。

“战争区域”（zone of war），即战争及战争威胁仍然非常活跃的地区。该区域从中国边境（人均GDP约1.2万美元）和朝鲜延伸，贯穿南亚、中亚及印度次大陆（人均GDP仅几千美元），到达高加索地区，再至俄罗斯边境（人均GDP在1万至1.8万美元之间，主要受能源价格波动影响），以及中东和北非（非石油生产国家人均GDP仅几千美元），最终覆盖撒哈拉以南非洲（许多国家人均GDP仅几百美元）。在所有这些地区，战争始终是一个持续的威胁，有时会爆发，每个国家都必须为此做好准备（对应霍布斯定义的“战争状态”）。这些战争主要是内战，但也包括国与国之间的战争。

相比之下，人们对“和平区域”（zone of peace）的注意力往往被美国及其盟友持续参与发展中或欠发达国家战争的行为所分散。然而，一个明确的迹象表明，当前战争的根源来自未开发或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否有外部力量介入，这些地区本身就是一个内生的战争区域，而发达国家则构成了一个绝对的和平区域。发达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已经降到了几乎为零的地步，以至于它们甚至不再认为需要为彼此间可能出现的军事冲突做准备。所有形式的战争——包括国际战争（interstate wars）、国内战争（intra-state wars），以及“安全困境”本身在当今发达国家中已经完全消失。这种史无前例的变化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几乎没有受到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当今世界的所有发达国家几乎都是民主国家。如果是这样，我们如何区分“民主”与“发展”，并确定哪一个是实现和平的关键？此外，“发展”如何区别于或者补充其他用来解释战争减少的理论？此外，如果战争减少的现象确实发生了，发生的时间轴是怎样的？是冷战结束后开始的，还是1945年？1918年？或是19世纪？显然，回答这个最后一个问题也可能为战争减少的原因提供关键线索，因此我们从这个问题开始讨论。

二、长和平现象

“长和平”（Long Peace），即自1945年以来大国间未发生战争，这一现象广为人知，通常被归因于核威慑基础上的均势。与此同时，民主国家之间不再有战争的现象也引起了广泛关注。然而，战争减少的趋势在核时代之前就已经显现，不仅在强国之间，还涵盖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甚至可以说在所有发达国家之间。19世纪被广泛认为是当时欧洲历史上最和平的时期。在1815年至1914年这100年间，工业化国家之间的战争频率下降了三分之二，仅为之前几个世纪的三分之一。

自1945年以来的大国“长和平”至今已持续了79年（可能的例外是朝鲜战争，标志着中国进入大国行列）。然而，在此之前，还存在两个次长的和平时期。1871年至1914年间的43年间（可能的例外是日俄战争，标志着日本进入大国行列）；1815年至1854年的39年间。这三个最长的大国和平时期都发生在1815年之后，每次和平的时间都比上一次更长。值得注意的是，前两个长和平时期发生在核时代之前。因此，与其仅仅关注“长和平”，我们更应将其视为一种“长和平现象”（Long Peace Phenomenon）。

然而，长和平现象是否真的不寻常？历史记录显示，在18世纪的欧洲，传统大国之间并没有类似的长和平。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期间（1792-1815年），几乎没有和平的一年，而16和17世纪的大国战争频率甚至高于18世纪。此外，当前广泛使用的“战争相关数据库”（COW，Correlates of War），只涵盖了1816年以后的战争，掩盖了长和平现象在长时段历史中的独特性。统计数据显示，工业化世界的战争自1815年以来显著减少，包括大国与较小发达国家之间。因此，好战行为的显著下降实际上始于1816年，而非1918年、1945年或1989年。然而，理论不仅需要解释这一漫长的低好战时期，还需要解释这一趋势中的显著例外：两次世界大战。

三、战争真的变得更致命、成本更高、破坏性更强了吗？

有人倾向于认为，过去两个世纪战争频率的下降是因为战争变得过于致命、破坏性太大且代价高昂，因此虽然战争数量减少，但破坏程度却更严重。然而，这一假设并不成立。相对于人口规模和财富体量而言，现代战争并未比早期战争更加致命或昂贵。实际上，1815年至1914年间的战争激烈程度相较之下更加“轻微”，例如普鲁士通过短暂且决定性的战役以极低的代价赢得了德国统一战争，而德国在此后长达43年内未再次开战。与之相对，一战后的短时间内便发生了二战。此外，尽管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二战）在人类历史上造成了极大伤亡，但从历史上看，这些战争的致命性并不鹤立鸡群。现代战争的致命性相对人口规模和财富并未显著上升，而前现代战争中种族灭绝更为常见。从经济成本来看，过去两个世纪的战争相对于总体财富而言，并未比早期战争更昂贵。战争始终需要巨大的经济付出，是前现代时期国家支出中占比最大的部分，通常高达80%。在16至18世纪的欧洲史中，战争导致国家崩溃的例子比比皆是，蒙古征服和三十年战争更令大片文明遭到难以修复的破坏，更不用提及随之而来的饥荒与疫情。

四、我们到底有没有意识到战争一直都是事与愿违的或者荒谬的？

如果战争的死亡人数、破坏性和成本自1815年以来并未显著增加，那么是否可以解释为我们已经转变了心态——意识到战争一直是没有意义、甚至荒谬的？一些人认为，人们终于认识到战争是非理性的，这是一种自主意志的体现。然而，历史上最强大的道德教义（如佛教和基督教）早已谴责战争已有数千年，却并未对战争的减少产生显著影响，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改变会发生在现在？约翰·穆勒(John Mueller)将“态度改变”归因于一战后公众的强烈反应，但事实上，战争的急剧减少早在1815年之后的19世纪和平时期就已开始。然而，那个时期的哲学家、艺术家和政治家仍在颂扬战争的高贵美德。因此，虽然意识形态或态度的转变无疑对发达国家间战争的减少起到了作用，但它更多是追随现实的变化，而并非是引发这种变化的原因。

有人认为，战争从来没有带来回报，各方都只是陷入囚徒困境式的局面中，最终皆因战争受损，“大国政治的悲剧”便源于此。然而，也有许多国家确实通过战争获取了巨大的财富。战争的收益与代价生效的逻辑有所不同：统治者与精英阶层从战争中获利，而普通百姓则被迫参与战争，承受生命、财产和苦难的代价。康德在其《永久和平》（1795）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随着国家发展为宪政共和体制，人民会倾向于反对战争，因为战争的代价将由人民自己承担。然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6篇中反驳了康德和潘恩的和平共和主义观点，认为从历史来看，一些参与性共和政体是最具侵略性、最成功的军事国家。它们甚至与其他民主或共和国家交战。

五、现代化和平——什么促成了这种现象？

那么，好战行为减少的原因是什么？早在19世纪中叶之前，在第一次长和平期间，圣西门、奥古斯特·孔德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等思想家就敏锐地注意到这一变化，并认识到其根源在于工业革命的到来——这是自农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最深远的变革之一。然而，工业化对战争的巨大影响，至今仍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最显著的空白。马尔萨斯描述的困扰前现代社会的陷阱（即生产力的缓慢增长被更多的人口消耗殆尽）已经被打破。财富不再是一个根本上有限的、零和博弈的资源，不再只是靠暴力来分配“蛋糕”的大小。如今，“蛋糕”持续增长，财富主要来源于国内的经济增长和投资，而战争则更像是一种浪费的干扰。

虽然国际关系研究完全忽视了“马尔萨斯陷阱”的破解，但贸易互依自18、19世纪以来被广泛认为是一个促进和平的因素。然而，贸易在经济中的重要性只有伴随工业增长过程才达到了全新的高度。工业时代中，大规模复杂的分工使得快速增长并日益多样化的生产主要用于市场销售，而非像前现代时代那样直接由农民生产者自行消耗。因此，经济体系不再以自给自足为主，而是因专业化、规模化和交换而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工业化期间，欧洲列强的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是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两倍，到20世纪初，英国和法国的进出口总额达到其GDP的约一半，德国超过三分之一，意大利和日本约三分之一。因此，随着工业时代市场生产的巨大扩张，贸易的意义以及自由贸易的优势显著提高。

总而言之，尽管经济互依在文献中吸引了最多关注，但正是快速工业化的增长打破了“马尔萨斯陷阱”，成为商业互依和自由贸易的基础，形成了“现代化和平”。与其说战争和征服本身变得更昂贵或不再有利，不如说和平的经济活动已成为更有利可图且更具吸引力的致富途径，而征服则依然是一个不确定且高风险的选择，会分散资源并削弱经济增长的动力。虽然成本和收益共同构成一个连续体，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一巨大变化发生在和平的成本与收益这端，因为和平互动的收益激增。这一逻辑从19世纪开始大幅减少了早期工业化国家的好战性，并在完全工业化的社会中达到了主导地位。

六、为什么现代化和平无法解释低频次战争？

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在过去两个世纪中，现代化国家之间的战争仍然持续发生，尽管频率已经大幅下降？首先，民族和国家间的紧张关系往往凌驾于新的经济现实之上。这种紧张关系解释了1815年至1945年间欧洲大部分战争的原因，也同样适用于当今世界，尤其是欠发达地区。此外，新的经济现实的逻辑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暂时地被削弱。当时，新兴的工业强国（如美国、德国、法国和日本）为了使其新兴工业能够与英国的成熟产品竞争，重新采取保护主义政策。这些强国甚至将这些政策扩展到世界欠发达地区，催生了“新帝国主义”。这一发展标志着全球经济可能被分割而非开放，每个帝国领域对其他国家完全关闭。尽管财政部门强调“帝国主义无利可图”，并向公众普及这一观点，但各国仍陷入了类似“囚徒困境”的土地掠夺竞赛中，每个国家都急于在还能争夺时尽可能多地占领领土。

在开放的国际经济中，一个国家的大小对经济是否发达影响不大。例如，卢森堡的公民与美国公民一样富有，甚至更胜一筹。然而，在封闭的、以新重商主义为导向的国际经济中，国家规模却成为经济成功的关键，因为小国不可能独立生产所需的一切资源。此外，在分裂的全球经济中，经济实力增加了国家力量，而国家力量又反过来保护并提升了经济实力。因此，只有政治上占有某片领土才能从中获益。因此，这种与帝国主义竞赛相关的大国间的紧张关系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30年代，随着大萧条的到来，这种分裂的变化达到了顶峰。当时，美国、英国和法国通过高额关税几乎关闭了其领土和帝国的进口。对于被领土大小所局限的德国和日本来说，争取帝国“生存空间”的需求显得尤为紧迫，而这也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种子。此外，20世纪头几十年经济自由主义的退潮，不仅促进了反自由、反民主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权的崛起（如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也被这些带有暴力信条的意识形态进一步打击削弱。

七、其他因素同现代化和平的关联是怎样的？

自1945年以来，核武器加速了大国战争的衰退。同样重要的因素还有自由贸易的制度化、与此紧密相关的迅速经济增长以及自由民主的传播。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之间的的紧密关联不禁让人发问：到底哪一个是实现和平的关键？

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和平更多是自由主义的，而非民主的。自由主义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和主要力量，是现代性的产物。这一产生背后的原因可能暗藏着重要线索。政治自由主义在17至18世纪的商业资本主义时代首先在荷兰共和国出现，随后在英国兴起，这绝非偶然。19世纪，英国内部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使得自由主义得以真正巩固。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之间的紧密结合，以及对于现代化进程的共同依赖同时又反过来强化了这一进程。

在2000年代，美国基于“民主和平论”试图通过武力实现中东国家的民主化，但结果失败了。这使得一些人提出，强制推行民主化是不可行的，这种做法本身就自相矛盾。然而，二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强制民主化（20世纪最成功的民主化案例）反驳了这一表面上看似令人信服的论点。尽管德国和日本在民主化进程中必须克服对民主和自由主义的文化抵制，但两国现代化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的充分条件使得功能性自由民主最终得以成功建立。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阿拉伯之春”最终演变成了一片血腥的暴乱。

一些学者更重视经济自由主义而非政治自由主义，认为所谓的“民主和平”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和平”，对此的批评重申了民主的重要性。然而，上述所有现象共同表明的是：工业化的腾飞打破了“马尔萨斯陷阱”的零和博弈，并自19世纪初以来开启了指数级经济增长。这才是所有和平理论的核心基础。

因此，乔舒亚·戈德茨坦（Joshua Goldstein)关于“国际维和部队自1945年以来使得全球武装冲突减少”的观点并非核心原因，因为这些部队主要部署在欠发达或早期发展地区，而大部分战争的减少发生在发达国家，这些地方并不存在维和部队的活动。尽管如此，欠发达国家的战争频率在最近也有所下降，但下降程度远不及发达国家。国际政治和经济合作机构的增长被认为是自由主义和平的重要因素。然而，正如我们在意识形态变化和国际法方面所看到的，这些国际机构主要是自由主义秩序的表现，而不是其根本原因。这些机构的运作是由现代化进程使全球体系适应而实现的。

另一种被广泛引用的战争原因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然而，这种现象并不存在于现代发达民主国家之间。当美国在1900年前后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主要强权时，这一陷阱没有出现。二战后，美国也没有试图遏制德国和日本的快速发展，尽管当时人们对美国“衰落”问题的关注甚多。美国甚至没有试图通过武力或其他手段限制欧盟的增长，尽管它们之间的商业竞争显而易见。最后，美国霸权通常被视为和平的解释之一，甚至一些尴尬的现实主义者也将其归功于欧洲的和平。美国霸权对于维持和平的影响往往被高估，而真正的根本原因反而被忽略。

因此，尽管近期的辩论集中在民主或贸易是否是战争减少的根本原因，但这两者都依赖于一个更基本的因素：工业化或经济现代化。经济发展是工业化时代（1815年后）战争显著减少的核心驱动力，无论是在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还是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或之间。这表明了“现代化和平”比资本主义和平或自由民主和平所发挥的作用范围更加广泛，作用层次更加基本。

八、对现代化和平的现有挑战

现代化和平远非万无一失，依然存在阴影和挑战。21世纪，非传统恐怖主义的威胁可能始终笼罩在人类头顶。而中国崛起的威胁，直到不久前还被许多人忽视。当时，人们仍在庆祝“历史的终结”，坚信中国必将融入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并走向自由化。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和俄罗斯在国内变得更加威权化，同时在国际上愈发自信与侵略性十足。

相比之下，俄罗斯作为一个失败的现代化国家，尽管在核领域实力雄厚，但总体实际与潜在力量远逊于中国。然而，俄罗斯多次令人惊讶地选择战争之路。俄罗斯缺乏真正的生产性经济，其国际贸易主要依赖能源和其他原材料出口。因此，其对邻国（前帝国领域）的吸引力很低。面对这些邻国试图摆脱其控制并向西方寻求更大繁荣的承诺时，俄罗斯只能依赖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其主要的外交工具。这种情况在格鲁吉亚得以体现，如今又一次发生在乌克兰。

当中国的财富翻倍，达到发达国家门槛时，会发生什么？中国的增长是否会像发达世界一样，使其人民和政府变得更加自由化、民主化并倾向于避免军事行动？还是说，威权主义在财富与权力的支持下，将更多地转向政治与经济民族主义和军事侵略？鉴于中国的规模、实力和历史传统，这个问题尚无答案——事实上，这可能是21世纪最重要的政治问题。

由新的军事紧张局势所推动的保护主义回潮增加了中国边界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生产和贸易可能再次与领土和直接统治联系在一起，这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曾经显现。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即国家经济）是破坏前两个“长和平”时期的主要力量。然而，最大的威胁在于利用从和平自由贸易体系中获得的财富转化为施加政治和军事上的压力，包括威胁或直接发动战争。正如自由贸易理论家和支持者亚当·斯密所言：“防卫……远比财富重要。”另一方面，如果保护主义和贸易集团重新出现，中国获取关键资源（如南海资源）的动力可能会显著增强。这种困境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