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黄琪轩，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授；

李文见，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黄琪轩

摘要 在19世纪末以来的国际技术竞争中，相关大国多次尝试打造技术联盟以遏制竞争对手，但成效不尽相同。英国争取技术追随者的成效最差，甚至难以获得其殖民地和自治领的支持。冷战时期的苏联与20世纪后期的日本争取技术追随者的成效次之，导致的后果分别是东欧国家逐渐削弱了与苏联的技术联系，亚洲地区相关经济体纷纷放弃了日本主导的技术轨迹。在大国技术博弈中，美国先后作为崛起国与守成国，屡次成功打造国际技术联盟，巩固了其作为世界科技领导者的地位。通过19世纪末以来大国争取技术追随者的历史分析，作者比较了大国在不同时期争取技术追随者的成效差异，发现国际技术分工有助于带来持续的利益交流、国际技术分享有利于形成广泛的追随网络。在与美国的技术博弈中，英国属于既缺乏国际技术分工又缺少国际技术分享的典型案例，故其争取技术追随者的成效较差：苏联和日本由于分别热衷于技术分享与技术分工，其争取技术追随者的成效并不显著。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美国在多次技术博弈中能有效利用技术分工与技术分享争取技术追随者。在国际技术竞争中，唯有广泛开展国际技术分工并积极推进国际技术分享，大国才能有效地争取覆盖范围广、稳固程度高的技术追随者，进而成功打造国际技术联盟。

关键词 大国技术博弈；国际技术分工；国际技术分享；国际技术联盟；技术追随者

一、引言

面对国际竞争，大国主要可以采取内部制衡与外部制衡两类手段遏制竞争对手。内部制衡强调增强经济能力和军事力量并实行明智的战略，外部制衡强调加强和扩大自身同盟或削弱竞争者的力量。

大国对内部制衡与外部制衡的权衡取决于两者的相对成本，内部制衡的力量越弱，国际竞争的程度越激烈，对外部制衡的需求就会更加迫切。纵观国际技术博弈的历史，相关大国曾多次尝试打造技术联盟，但成效不尽相同：在争取技术追随者方面，英国的表现最差。冷战时期的苏联与20世纪后期的日本同样面临类似挑战，苏联在东欧的经济和技术影响力逐步削弱，亚洲经济体则相继脱离了日本主导的技术轨迹。相比之下，在20世纪的三次大国技术博弈中，美国均成功地争取了众多稳固的技术追随者，因此持续地巩固了其全球科技领导地位。与美国相比，为何英国、苏联和日本争取技术追随者的努力会相形见绌？本文尝试通过比较历史分析回答大国如何在技术博弈中争取追随者这一问题。

二、大国打造技术联盟的政治经济学

本文认为，打造国际技术联盟的关键在于争取技术追随者并获得它们的支持。对大国而言，这通常意味着在对外技术事务方面积极争取追随者。在判断争取技术追随者的成效时，技术追随者的覆盖范围与稳固程度是重要的测量指标。

（一）既有研究的分析视角

打造国际技术联盟是大国技术博弈中的重要战略，既有文献从权力优势、经济利益、国际制度和价值理念等视角对大国争取技术追随者的成败进行了解释。

从权力优势的角度分析，有效的国际经济合作需要霸权国家的权力支撑。以出口管制合作为例，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利用其军事、经济与技术权力推行“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利用盟国对其军事和经济援助的依赖，将援助提供与出口管制挂钩，迫使盟国遵守美国的技术禁运措施。本文认为，国际技术分工和技术分享作为权力杠杆能促使相关国家自觉自愿地成为大国的技术追随者。

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分析，布赖恩·厄尔利（Bryan Early）基于实证分析发现，第三方国家对受制裁国的经济依赖越强，其与盟友联合制裁的合作成本就越高，制裁也越倾向于失败。不同国家和企业的技术选择体现了各国在经济利益上的考量。跨国公司的本地嵌入水平极大影响了美国盟友的成本与收益核算。然而，既有文献大都假定利益是给定的，较少对技术追随者的利益来源和利益变迁进行研究。因此，本文将展示大国技术分工与技术分享如何塑造技术追随者的利益偏好，进而有助于巩固它们之间的国际技术联盟。

从国际制度的角度分析，国际制度有助于降低国家间技术合作的交易成本、增强信息沟通和提供可信承诺。韦恩·桑德霍兹（Wayne Sandholtz)认为，欧洲共同体等国际组织在国际技术合作中发挥了重要的政治领导作用，这是欧洲各国转向联合研究开发的关键。本文认为，国际技术分工与技术分享在大国技术博弈中是制度的“黏合剂”，可以增强国际制度和技术联盟的效能。

从价值理念的角度分析，托马斯·里斯（Thomas Risse）认为，“民主国家”组成了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多元安全共同体。它们相互视对方为“和平”的国家，并表达了一种共同体意识，在国际合作中更容易克服障碍，形成像联盟这样的国际制度。当前，美国政府希望以价值观外交打造技术联盟。不过在英美技术博弈中，英国诉诸“大英帝国”理念来争取技术追随者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此后，苏联和日本也试图利用价值观来争取技术追随者的支持，但其成效不尽如人意。由此看来，如果只是诉诸理念，大国难以争取覆盖范围广和稳固程度高的技术追随者。

（二）国际技术分工与技术分享

影响国际技术联盟成效的因素复杂多样，本文的理论框架为大国争取技术追随者的政治经济分析提供了两个重要维度。

第一，既有研究往往强调国际技术分工能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但也有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意识到国际技术分工的“非效率”特质。如斯蒂芬·布鲁克斯(Stephen Brooks)认为，合作生产通常并不是出于质量和成本的考虑，而是服务于提升联盟的凝聚力等政治目标。

国际分工不仅是提高经济效率的重要途径，更是大国争取技术追随者的有效工具。随着国际技术分工的展开，持续的利益交流纽带会使大国的对外技术合作伙伴不断增多，关系日益巩固。在没有经济强制的情况下，国际分工打造的持续利益交流网络塑造了技术追随者的意愿和行为，会使自愿追随主导国的国家数量日益增多。如果说国际技术援助是单次博弈，那么国际技术分工带来的持续利益交流则是国家间的重复博弈。不仅如此，参与国际技术分工的国家会逐渐在技术分工中形成一种仅限于特定分工网络的专用性资产，进而减小了参与国退出的动机。

第二，国际技术分享是指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的技术转让。尽管技术分享符合国际道义且有助于提高领导国的战略信誉，但更为直接的效果是，有利于形成广泛的追随网络。乔希·勒纳（Josh Lerner）等指出，使用开源技术能够确保用户在价格上涨的情况下依然选择该技术，并有助于将该技术确定为广受认可的技术标准。

在国际技术竞争中，大国一般会通过技术分享的方式“锁定(lock-in)”追随者的技术轨迹。技术锁定是指初始的技术选择能对该技术的后续发展产生决定性作用。一国一旦获得了初始技术优势，就很容易将这种优势一直保持下去，从而形成技术锁定。技术主导国的技术分享程度将影响第三方国家的技术选择。一旦特定技术路线被众多国家采用，报酬递增机制将促使该技术成为既定的标准。通过国际技术分享，主导国可以发展出更多新技术产品的使用者和追随者，进而拓宽其技术追随网络，巩固技术伙伴关系。影响大国技术竞争的两个维度主要是技术分享程度和技术分工程度（见表1）。

本文采取比较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分别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美博弈、冷战期间的美苏博弈和20世纪后期的美日博弈这三组大国争取技术追随者的成效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在大国技术博弈中，较高程度的国际技术分工与国际技术分享能够让大国在争取技术追随者方面更具成效。

三、英美博弈与英国技术联盟的败局

19世纪末20世纪初，较低的国际技术分工程度和国际技术分享程度导致英国打造技术联盟的成效难以与美国抗衡。长期以来，英国不允许其殖民地与英国本土之间进行有效的技术分工，禁止殖民地发展制造业，以保证英国本土对工业化的垄断。学者哈罗德·福克纳（Harold Faulkner)指出，英国殖民地的工业发展迟缓并不是因为这些地区缺乏资源、资本和劳动力，主要是因为英国政府的反对。

历史上的英国不仅拒斥国际技术分工，还对国际技术分享持否定态度。1718-1782年，英国政府为阻止技术转让出台了一系列限制性法规。1780-1825年，英国政府为防止其他国家学习英国技术，禁止本国大部分机器出口，同时还规定，向英国和爱尔兰以外的任何地方出口设备的行为都是非法的。

到了20世纪初，随着运输和通信技术的发展，跨国资本流动逐渐增多，对外直接投资成为推动国际技术分工的重要力量。1870-1914年，英国的外国投资位居世界第一，美国和德国紧随其后。然而，英国政府仍沿袭了历史上拒绝国际技术分工与技术分享的政策，致使英国的国际技术分工水平远远落后于其竞争对手。一方面，英国的海外投资主要集中于证券投资，美国的海外投资大部分是生产商直接投资工业建设。另一方面，1914年以前英国生产商的海外投资主要集中技术水平较低的消费品领域，而美国生产商主要集中于技术更为复杂的工业品领域。美国也借此与其他国家形成了更为广泛和复杂的国际技术分工。

面对美国等新兴工业国家的竞争，保护英国产业的出路就是团结殖民地和自治领，由此建立比竞争对手规模更大的特惠和关税同盟。约瑟夫·张伯伦在1881年就提出要开发英国的资源，将资金、技术和工业投向殖民地和自治领。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英国并没有利用好其殖民地和自治领的资源，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缺乏国际技术分工和国际技术分享给英国带来的问题是，在面临竞争时既没有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持续的利益交流，也无法锁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技术轨迹，进而难以建立技术追随网络并巩固技术伙伴关系，甚至其殖民地和自治领都不愿意选择英国的技术产品，也不愿意追随英国的技术路线。

四、美苏博弈与苏联技术联盟的困局

冷战期间的苏联是一个热衷于国际技术分享但对国际技术分工持消极态度的典型案例。苏联对社会主义国家援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提供技术援助，但援助大部分是单向的，即从苏联流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与美国相比，苏联在开展国际技术分工方面存在显著不足，苏联与东欧国家之间出现了严重的技术和产业重叠。1949年经济互助委员会成立后，苏联仍然鼓励东欧国家效仿其建立全面和自给自足的工农业体系。在以苏联为主导的技术联盟内部，每个国家都大量重复着其他成员国的生产模式且生产规模较小，是一种典型的低水平重复建设。

20世纪60年代，苏联开始倡导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苏联领导人提出，成员国之间有计划的分工和工业化可以使经济互助委员会各成员国参加社会主义国际分工。然而，科学和技术研究协调计划的实际效果却大打折扣。分工协调计划大多限于特定领域的双边合作，而且通常不超过五年，在相互提供原材料方面的协调要比使用先进技术的机械设备方面的协调更为成功。

相比之下，美国通过国际技术分工和技术分享在美苏竞争中获得了巨大优势。美国总统杜鲁门表示，美国在工业和科学技术方面世界领先，尽管能够用于援助其他国家的物质资源是有限的，但美国提供的技术知识将会取之不尽且用之不竭。

在持续进行国际技术分享的同时，美国也积极开展了国际技术分工。以计算机产业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就在欧洲积极布局跨国产业分工，组织了一个研发分工体系。

由于缺乏国际技术分工以及持续的利益交流，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不少东欧国家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自主性，蓄意弱化了与苏联的经济联系，寻求与西方国家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苏联集团内部的经济和技术联系出现了日益松散的趋势，但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和技术联系愈加紧密。由此可见，缺乏技术分工会使主导国与技术伙伴之间缺乏持续的利益交流，进而导致冷战期间苏联试图巩固技术伙伴关系的实践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其打造的技术联盟也日益陷入困局。

五、美日博弈与日本技术联盟的窘境

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日本虽然在推动国际技术分工方面态度积极，但在国际技术分享方面却持消极态度。日本的一些高科技企业虽然将亚洲视为一个整体，但却在技术上将各国视为分层的经济体，认为这些国家只是日本国内生产基地的对外延伸。若要维系这样的“雁阵模式”，就需要维持本国在技术上的领先优势。这种分工能使领先与高附加值产品的研发和生产留在日本，使技术和知识泄露最小化。

韩国企业曾抱怨说，日本企业要么转让一些过时的技术，要么只转让部分技术。因此，韩国企业表示希望增加从西方国家的技术进口，这是因为从美国转让的技术往往处于技术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而从日本引进的往往是劳动密集型技术，处于技术生命周期的后期阶段。

东南亚国家也经常抱怨日本公司在转让技术方面的“齐啬”行为。日本企业虽然不断向东南亚地区扩张，但没有迅速分享其先进技术，日本高科技企业谨慎地控制着技术转移过程，并进一步扩大了这些国家与日本在技术上的差距。

迈克尔·博鲁斯（Michael Borrus）等指出，跨国生产网络与“温特尔主义（Wintelism）”这两项源于美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塑造了当今产业竞争的结构。首先，美国打造了一个基于先进技术的高水平国际分工体系。为了应对日本直接和迫切的经济竞争压力，美国在亚洲建立了一个替代日本的跨国生产网络，用新的供应基地替代日本的技术产品。

其次，美国更加积极地采取了技术分享策略，允许其技术出口到亚洲各国，这也促进了亚洲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升级。美国的投资促成了更多的对外技术转让，并提高了当地的技术能力。此外，美国公司把越来越多的产品设计和开发责任分派给外国子公司。因此，在美日技术博弈中，愿意分享技术的美国企业赢得了更多的合作伙伴。在信息通信技术领域，得益于美国的对外技术分享，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纷纷选择了美国主导的技术产品和技术标准，为其在20世纪90年代引领互联网技术革命打造了稳固的国际技术伙伴关系。

“温特尔主义”的兴起更是加速了美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复兴，也导致日本在该领域的衰落。更重要的是,“温特尔主义”意味着国际竞争的要点是制定和发展关键技术标准。在击败竞争对手标准的过程中，获胜标准将获得广泛的传播和授权，获得技术许可的软件公司、组装商、外围设备生产商以及内容提供商会按照这些技术标准生产产品并为其使用增加价值。赢得标准意味着该公司既能锁定相关企业的技术路线，也能锁定这些产品的客户基础。

日本公司虽然曾经一次又一次地成为特定技术领域的领导者但全球市场却朝着不同的方向转变，各国并没有追随日本的步伐。日本的技术反而成为“加拉帕戈斯孤岛”，陷入了一种“没有追随者的领导模式”。产品和技术标准大多由美国公司确定和控制，相关技术标准也发展成为全球标准，美国公司因此在世界市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使其在技术和生产能力方面大大减少了对日本的依赖。

六、结论

基于比较历史分析可以发现，国际技术分工与技术分享的逻辑能较为一致地解释不同大国在不同时期争取技术追随者的成效差异。大国技术博弈的历史给我们提供的启示是，大国在技术上的国际分工和国际分享能够带来持续的利益交流与广泛的追随网络，进而有效巩固技术伙伴关系并成功争取覆盖范围广和稳固程度高的技术追随者。

自19世纪末以来，美国凭借技术分工与技术分享在三次大国技术博弈中均争取到了更多的技术追随者，成功打造了由其主导的技术联盟。美国在对英国、苏联和日本的三次大国技术博弈中采取了积极推进国际技术分工与技术分享的策略，促使美国产品占据全球市场，也让美国技术标准成为全球标准。

本文认为，国际技术分工有助于带来持续的利益交流，国际技术分享有利于形成广泛的追随网络。持续的利益交流和广泛的追随网络能够塑造参与国的意愿和行为，使参与国自愿追随主导国际技术分工与技术分享的大国。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一国要在国际技术竞争中脱颖而出，既需要打造稳固的国际技术联盟，又需要通过“再全球化”的措施来布局国际技术合作与竞争，以更深度的分工和更广泛的分享来塑造他国自愿追随的意愿，增强自身的技术能力并最终实现技术自主。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国在技术博弈中争取追随者的比较历史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未来的对外技术战略。

第一，着力打造中国主导的国际技术分工体系，建立持续的互利平台。当前，开放的中国正通过打造国际分工体系引领亚洲区域生产网络乃至全球生产网络的新一轮重构。

第二，积极推动国际技术分享，扩大技术追随网络，将中国技术产品和技术标准推向世界。如在通信领域，中国通信技术公司长期为相关国家培训技术工程师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依靠不断积累的技术专用性优势，让相关国家的技术路线在中国技术标准下运行。因此越来越多的国际技术伙伴更愿意使用中国产品，追随中国技术，采用中国标准。

综上，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中国需要通过积极参与国际技术分工和国际技术分享广纳技术合作伙伴，拓宽技术合作网络，在稳步迈向世界科技强国的同时，深入践行“全球发展倡议”，推动构建“义利兼顾”“义利融合’的国际技术伙伴关系。